政策緊縮，出口艱難，不少中小企業行業規模大幅縮水，溫州一家打火機企業負責人告訴記者：“現在行業不景氣，企業的出口份額大幅降低。從前溫州的打火機廠有2000家，而今只有50多家。 ”部分企業為規避成本壓力甚至遠走越南、孟加拉；更多的企業則是“形式破產”將資產轉移出投資樓市，或者是掛牌實業，主營業務仍游離在實體經濟之外。如何破解中小企業生存迷局，記者就此采訪了多名中外經濟學家。

現狀一：貨幣緊縮政策已傷及民營資本

央行今內就六提存款準備金、兩次加息，人民幣單邊升值趨勢明顯，三率齊升的大環境下，銀行如同戴上緊箍咒，攬存惜貸已司空見慣。對于中小企業而言，由于根基小，融資需求“短、頻、快”，一個環節出現問題，很可能造成整個企業因為資金鏈斷裂而停擺。

盡管目前政策在往中小企業貸款上傾斜，滬上一家城商行小微貸款負責人對記者表示：“額度總是比需求來的大，很多時候貸款都批下來了，但由于額度非常緊張，因此還是有很多中小企業無法獲得貸款。 ”

央行昨日在公開市場發行了10億元一期央票，中標利率跳升9.61基點至3.4019%。繼上周央行上調3期央票發行利率后，一期央票發行利率再次上調，市場資金面之緊張可見一斑，由此也引發了市場強烈的加息預期。

政策收緊背景下，如今中小企業貸款大部分來源于小額貸款公司，或者民間高利貸，如今息5分是民間借貸的普遍行情，利率就是60%。

此外，人民幣單邊升值趨勢明顯，僅一間，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就超5.5%。令不小中小企業難堪重負。談及人民幣升值對中小企業的沖擊，卡斯商學院教授吉安維多?蘭佐拉回應晚報記者：“對于中小企業而言，人民幣升值肯定會使得他們面對更多的挑戰，但升值幅度還是不宜過大。值得警醒的是，2008全球金融危機后，中國也遭遇了一些因為員工失業問題而帶來的社會矛盾。 ”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表示，在去溫州講學期間，其了解到的信息是，一方面，一批前期通過借貸炒房、炒蒜的商人今天因資金鏈緊張不得不背負起息為5%的貸款來償還昔日的利率，而不愿把手頭自認為還會漲的資產拿出來變現。另一方面，因商業成本上升而退出產業的企業家卻把自有資金拿來放高利貸。于是，緊縮貨幣政策最終可能是抽干民營資本才會見效。

現狀二：形式破產VS空殼實業

無數走出國門的小商品都來自溫州，這個國內民營資本的溫床，如今也面臨了資本的叛逃。不少打火機廠、鞋廠、服裝廠因為成本壓力，開始將資金抽離出企業，或者是“形式破產”，企業主將保留下的自有資金繼續投入金融市場或樓市。

而部分企業主如今寧可從小額信貸公司貸款、或者利用信用卡套現，拿5分、甚至6分的息貸款，也要把錢投入到樓市中。孫立堅透露：“這是因為他們深信，現在的緊縮貨幣政策只是暫時的，未來經濟要發展，政策總歸要放寬，房價會回升的，他們認為未來房價會有100%—200%的漲幅。 ”

在產業扶持政策式微的情況下，不少企業“出逃”至境外，孫立堅透露，現在溫州真正做實業的中小企業確實很少，只有較為大型的50幾家企業。而他們也是在走多元業務路線，除了經營掛牌中的實體經濟，很大一部分精力和資本也投入到了樓市中。之所以還是在掛牌實業的目的是因為做實業可以從政府拿到小額貸款。如此暗度陳倉力撐房價，是因為“他們作為莊家，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松手后房價暴跌”。

困局：跨境設企成本并不低

對于江浙中小企業將生產基地轉移至勞動力成本更低的東南亞國家。卡斯商學院教授維羅妮卡海莉認為：“在歐洲，15之前很多企業為了追逐廉價勞動力來到東歐，但是一兩之后一些方面開始出現了問題，比如基礎設施、當地的法律法規、甚至當地的政局不是很穩定等等。換言之，從長遠考慮，提升員工技能提高效率則顯得更重要。 ”

她還提供了這樣一個歐盟的案例，有些歐盟成員國有意把公司在某個地方關廠的成本設置的非常高，讓很多公司覺得關閉工廠非常不劃算。比如說，我們研究的有一家跨國企業不得不保留在德國的一家工廠，因為要把這家工廠關閉的成本以及要支付的各種費用，要比在其他的歐盟國家設立新廠高很多。而在這方面，政府的決策就發揮了關鍵作用。

卡斯商學院首席運營官阿歷克斯弗雷瑟認為，跨境遷移工廠所帶來的實際成本是非常高的，公司在培養企業文化以及員工忠誠度等方面都要付出較大代價。尤其是對于強調業績增長和技術創新的企業來說，跨境設廠很可能會造成一定高技術人才或者熟練技術工人的缺失，或者說相關技術和基礎設施也不能跟進到位，這樣的話，這個代價將非常巨大。

國內不少中小企業被認為是三高一低：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企業。而目前的政策導向也是將所謂 “低端產業”逐漸驅逐出產業鏈。除了技術革新，維羅妮卡海莉還對記者表示：“很多小企業沒有辦法發展成長到下一個階段的原因，是因為管理能力的欠缺，或者說不知道怎么駕馭和管理企業的擴張。所以很多時候，可能問題并不是在于公司缺乏創新能力，而是沒有相應的組織能力和管理能力。 ”

對策：可適當放開外資門檻

排除投機資本的存在，目前國內仍有部分中小企業在固守實業陣地。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一些江浙廠商已不堪成本壓力將陣地轉移至越南、孟加拉等國。工人薪金的上漲、原材料的漲價，都是壓在中小企業頭上的幾座大山。人民幣連番升值更是給中小企業的出口貿易帶來很大壓力。

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華民對記者表示：“人民幣未來若繼續大幅升值將令中小型出口企業難以為繼。我去江蘇、浙江、山東等地出差，從當地所了解到的情況也是，由于出口艱難，很多中小企業已基本無利可圖。 ”

當前，產業升級背景下，早前被認為是三高一低的中小企業，生存空間被擠壓，甚至出走境外；而卯足盡頭要發展的高端產業還難以與發達國家抗衡；而美國則是全產業鏈鋪開。除了熱銷的iphone和ipad,筷子和玩具都出口到中國。華民提出：“目前美國的生產成本能夠低到和中國企業競爭筷子市場。而我國的情況是沒有政策扶持，民營企業逐漸式微，一方面將影響國內就業，另一方面也將對經濟增長造成負效應。 ”

加入WTO后，由于國內的一些行業遲遲不允許外資進入。由此引起的貿易摩擦層出不窮，比如，VISA銀聯之爭。進而，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聲音也越來越多。 ”

既然人民幣升值對中小企業殺傷力很大，但實行貿易自由化后，民族企業能否造安然過渡？華民舉了這樣一個例子，以前，在外資車企還沒有進入國內市場時，一輛桑塔納是18萬，在眾多外資車企進入國內市場后，更多合資車開始出現時，一輛桑塔納是8萬。引入競爭后，國內的車市更繁榮，老百姓也享受到了消費福利。

“無論人民幣國際化也好，還是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貨幣只是表面肌理，如果作為根基的實體經濟不能健康發展，沒有國際競爭力，一切都是空中樓閣”，華民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