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金磚銀行到亞投行，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國正試圖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中的中國戰略。

　　先來看看金磚銀行。2014年7月15日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六次會晤時達成的合作共識《福塔萊薩宣言》，成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以下簡稱金磚銀行），建立金磚國家應急儲備安排。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初始資本為1000億美元，由5個創始成員平均出資，總部設在中國上海。其中應急儲備安排初始承諾互換規模為1000億美元，最大互換金額為中國410億美元，巴西、印度和俄羅斯各180億美元，南非50億美元。

　　再來看看亞投行，自2013年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總理李克強先后出訪東南亞并提出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下簡稱亞投行）以來，到2014年10月24日中國、印度、新加坡等21個國家財長和授權代表在北京簽署《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政府間框架備忘錄》。亞投行從提出到正式成立僅僅用了一年的時間，可謂神速。亞投行的法定資本為1000億美元，初始認繳為500億美元，總部設在北京。成員國包括中國、孟加拉國、文萊、柬埔寨、印度、哈薩克斯坦、科威特、老撾、蒙古國、馬來西亞、緬甸、尼泊爾、阿曼、巴基斯坦、新加坡、菲律賓、卡塔爾、烏茲別克斯坦、斯里蘭卡、泰國、越南和印度尼西亞（印尼于2014年11月25日成為第22個會員國）。中國是亞投行最大的股東，倡導建立亞投行的目的是為了促進亞洲地區互聯互通建設和經濟一體化進程，加大中國與亞洲國家的合作力度。

　　上述兩個金融機構，都能看出中國主導的清晰影子，它實際上反映了中國在全球金融領域試圖擁有自己話語權的清晰路徑。

　　對外戰略重要步驟

　　金磚銀行和亞投行的建立是中國對外戰略的重要步驟。

　　亞投行和金磚銀行在相距很近的時間先后設立，二者所處的國際環境基本相同。長期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B）以及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的領導人基本來自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和地區。這些國際金融機構實質上淪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維護其經濟霸權的工具。隨著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不斷提升，西方國家遲遲不愿重新審視國際經濟與金融領域的平等和公正問題。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發展需要大量的建設資金，光靠國際金融機構無法完全滿足資金需求。在這種背景下，亞投行和金磚銀行相繼成立，為發展中國家金融合作提供了重要契機。中國倡導的亞投行和金磚銀行合作機制也是實現中國企業“走出去”、人民幣國際化、應對TPP和TTIP挑戰等重大內政外交戰略的重要步驟，對與引領和幫助新興市場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參與建設國際經濟新秩序具有重要意義。

　　不過，金磚銀行和亞投行在功能屬性和目標任務等方面還是有顯著區別的。首先，兩者作用的區域范圍有所不同。金磚銀行是跨區域國際組織，其5個創始成員國分屬亞、南美、非、歐等四個大洲，某種意義上其發展目標是成為一個全球性的金融機構。而亞投行成員國數量上雖然要遠遠超過金磚銀行，但22個成員國都集中在亞洲地區，是一個典型的區域性合作組織，其目標和任務勢必是圍繞亞洲經濟事務和金融問題展開。其次，金磚銀行和亞投行的成員國發展相似度有較大差異。金磚銀行5個成員國，屬于新興市場經濟體，其經濟發展水平在眾多發展中國家中名列前位，而且這些國家都屬于全球或地區性的重要國家，隸屬大國范疇。亞投行22個成員國之間發展水平相差比較大，既有發達經濟體也有發展中國家。其中，中國和印度屬于發展勢頭較強勁的新興市場國家，新加坡屬于發達國家行列，越南、印尼等則是較為落后的國家，柬埔寨、緬甸、孟加拉國等屬于最不發達國家。最后，金磚國家和亞投行服務性質不全相同。金磚銀行除投資于基礎設施外，還有約1000億美元的應急儲備隨時可以為面臨國際收支壓力的國家提供短期流動性。亞投行設立時就很明確該機構將專注于成員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和投資。

　　盡管金磚銀行和亞投行在許多方面有些不同的分工和職能，但是就其本身建立和發展的基本屬性來看，他們都構成了中國對外戰略的堅實基礎。金磚合作、亞投行以及“一路一帶”等戰略既是應對和沖破西方國家封鎖包圍的有效措施，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必由路徑。

　　新金融紐帶

　　金磚銀行是凝聚新興市場國家實力和信心的金融紐帶。

　　如前所述，一方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和一些地區性開發銀行，在投票權、資本結構、總部地點及工作人員方面均被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控制。另一方面，以中國、印度等新興市場國家為代表的廣大發展中國家一直努力爭取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地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分歧和矛盾愈演愈烈。2010年世界銀行發展委員會春季會議4月25日通過了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投票權的改革方案后，中國在世行的投票權從2.77%提高到4.42%，成為世界銀行第三大股東國，僅次于美國和日本，但仍無法撼動美國15.85%投票權的決定性地位。金磚銀行的建立對打破西方發達國家的金融壟斷，重塑發展中國家的信心和凝聚力，推進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建設，提升新興市場國家的整體實力和影響力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提升新興市場國家在國際貨幣和金融體系中的地位。以中國為例，從投票權來看，IMF和WB等世界性的金融組織改革緩慢，中國在這些機構中的投票權與其地位并不相稱，而在金磚銀行中各個國家持有相同的股份，且在應急儲備安排中中國的互換金額達到410億美元，其所處地位遠高于在西方國家所把持的國際金融機構如IMF、世界銀行中的地位。從資金量來看，以世界銀行為例，世界銀行法定資本100億美元，全部資本為10萬股，每股10萬美元。而金磚國家銀行的初始法定股本為1000億美元，其中500億美元由各創始國認繳，這意味著即便金磚銀行以保守方式向資本市場借貸，最終也能夠超越世界銀行目前的規模。金磚銀行年度貸款額可能會達到每年340億美元，加之共同融資的因素，使其具有可以為價值高得多的投資項目提供充裕資金的能力。此外，金磚銀行外匯儲備庫的建立使得金磚國家金融合作機制又增添了一個1000億美元的規模。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金磚銀行在體量上足以承擔挑戰西方國家的金融霸權的職責，還有關鍵的一點在于中國在金磚銀行合作機制中有相當重要的話語權。

　　2.有助于穩定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金磚國家銀行除投資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外，還設立了1000億美元的應急儲備安排，這將有助于緩解成員國因國際收支不佳產生的短期壓力，消解可能引發的金融震蕩。此外，金磚國家之間的貨幣互換等協議，一方面有助于減少國際結算中對美元的依賴，對沖由美國國內貨幣政策調整衍生的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加強金磚成員國之間的互信和互通，并在此基礎上構建國際金融市場的穩定器。另外，金磚銀行也援助其他非成員的發展中國家，這對減弱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世界經濟的干擾和不穩定因素沖擊具有積極意義。

　　3.促進金磚國家等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和投資。近些年來，亞洲、非洲和拉美等發展中國家的迅速城市化以及制造業和服務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不斷攀升，交通和能源等基礎設施已經成為其發展的瓶頸，這些國家的增長潛力估計每年可達5到7個百分點，其對基礎設施的需求更加旺盛。而發展中國家的信用評級又不是很高，融資成本較高，發展大多依靠援助。事實上能夠獲得私人資本的發展中國家只有20個，且這些資金多用于資助私人投資項目，而不是發展中國家亟需的公用設施。與此同時，被西方所壟斷的國際性多邊貸款機構如世行、亞開行資金嚴重不足，無法滿足發展中國家迅速增長的貸款需求。據估計，目前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總投資需求每年大約在2萬億美元以上，其中只有1萬億美元左右能夠到位。金磚銀行的設立無疑會加大對包括金磚成員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這不僅有助于充分挖掘發展中國家的增長潛力，而且還有助于促進具備包容性的、可持續的、適應性強的發展方式，打造南南合作的典范。

　　制度保障

　　亞投行是促進亞洲國家和地區互助聯合的制度保障。

　　亞洲具有龐大的人口、廣闊的市場、豐裕的資源以及無限可能的發展空間，其重要地位愈來愈引起歐美國家的關注。2011年，美國高調推出“亞太再平衡”、“重返亞太”或“戰略重心東移”戰略，指出“亞太地區將是美國今后外交戰略的重心，21世紀將是美國的太平洋世紀”。隨后美國陸續通過“跨太平洋伙伴關系”（TPP）、亞洲反導系統、亞洲開發銀行、美國—東盟首腦峰會以及亞太地區安全論壇等方式宣布在亞太地區的回歸。“天安號”事件、釣魚島問題、香港“占中”事件、開放“阿富汗走廊”等都體現出美國插手亞洲事務的良苦用心。

　　雖然亞洲的地位愈來愈重要，但是亞洲國家普遍存在基礎設施落后或者陳舊的特點，不解決基礎設施建設問題，亞洲的增長是有限的。與其重要性相反的是，亞洲基礎設施所需的資金卻有很大缺口。據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在2012年出版的《亞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一書中測算，亞洲地區從2010年至2020年間，需要超過8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費用，才能維持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而亞洲開發銀行每年提供的貸款額最多為110億美元，具有很大的資金缺口。

　　這部分資金是靠IMF等國際性金融機構的貸款呢，還是靠亞洲國家自己籌集呢？IMF、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事實上為歐美所壟斷，與他們的合作往往帶有很多不確定性和伴隨資金而來的其他各種非經濟性要求。而亞洲現有的區域性開發銀行——亞洲開發銀行自1966年創立以來，連續9任行長都是日本人，并且美國和日本持有31.3%的股份，日本基本上成為美國在亞開行的代言人。因此，亞投行的出現不僅有助于擺脫西方國家對亞洲的經濟控制，還能緩解亞洲國家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短缺的現實問題。從長遠來看，亞投行制度的建立以及新絲綢之路戰略的實施對于整個亞洲的互聯互通與合作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

　　戰略之路

　　金磚銀行、亞投行以及新絲綢之路是當前中國最重要的戰略。

　　金磚銀行和亞投行一個全球性，一個區域性，它們相互呼應又相互促進，不僅有助于突破歐美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壟斷，而且能夠切實地促進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提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金磚銀行、亞投行、絲路基金、新絲綢之路略等共同構成了中國的國家戰略，對中國經濟成功轉型、人民幣國際化以及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均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顯著增強了中國的國際影響力。長期被歐美國家壟斷的國際金融機構一直擔心中國的快速發展，千方百計地對中國進行干預和阻撓，宣揚中國威脅論。金磚銀行和亞投行的建立，無疑會增強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加速中國的資本輸出，而資本輸出無疑會給中國帶來政治和外交上的影響力。19世紀的英國以及二戰后推行馬歇爾計劃的美國，都采用相同策略獲得巨大的成功。

　　其次，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金磚國家銀行和亞投行如果以人民幣投資基礎設施，不僅能促進“優質過剩產能”的出口，而且會降低外幣結算成本，促進人民幣國際化。比如，亞投行向亞洲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人民幣基礎設施貸款，這些貸款的一部分就可以用來采購中國的機器設備、支付中國的建筑勞務輸出等，這有助于促進人民幣貿易結算，減少原來用外幣結算的交易成本。此外，部分人民幣和用人民幣購買的金融資產也可被當地投資者持有。

　　最后，實現外匯投資的多元化。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前，中國的大量資金主要是被動地投資在美國國債上，收益率很低。現在把金磚銀行和亞投行作為載體，我們可以投資于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不僅能促進東道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而且能獲取相對穩定的投資回報，分散投資風險，保障國家經濟安全。

　　綜上所述，無論從個體行為來看，還是從作為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來看，金磚銀行和亞投行合作機制以及新絲綢之路的總體思路都充分顯示了21世紀中國的國家意志，那就是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加強同發展中國家的合作，維護發展中國家的正當權益，促進中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共同振興。